歷史學家有其犀利論斷之處，但放到現實中的策略未必高明。

比如劉仲敬在談「民族發明學」時，除了談新疆、西藏，也常拿香港、上海為例，以北京當局標準看來，恐怕已是「顛覆政權、分裂祖國」之說。

但談到具體行為，阿姨說：「香港人如果有一支像台灣人那樣的軍隊，能夠抵抗六個月或者是哪怕幾個星期，那就非常不一樣了。現在香港和台灣的不同就是，香港人沒有海外軍團。」

「如果香港人能夠像芬蘭的資產階級一樣，派自己的子弟到海外去受訓，建立一支海外的志願軍，那麼他們的命運立刻就會升一級，他們可以少受好幾十年的苦，在未來的博弈中，地位就要好得多。」

「如果香港人自己只搞語言文化方面的工作，只搞政治認同方面的工作，而沒有組織起一支海外志願軍團的話，他們在將來的博弈之中是很可能會落到下風的。」

這種策略，在漫長的英國殖民地時，中產階級未曾有意識地儲備令其發生，到熱烈慶祝回歸那些年也不會發生，現在已經頒布國安法、成立國安公署、甚至加大粵港澳大灣區政策利好的2020，更不可能。

阿姨這種「江山指點」，已不只是「書空咄咄、書齋革命」可以形容。

難道，作者期待流亡海外的羅冠聰，學百多年前的孫文一樣到美日辛苦募捐，將錢寄回香港買武器搞革命？！

劉仲敬自己說：「克里米亞的獨立沒有得到這些壓倒多數的歐洲國家的承認，而且恰恰相反，只有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表現出了一定的同情態度。因此，它就不符合習慣法生成過程中間的那種『路走得多了才成為路』的過程。只有一個人、兩個人走的路，那就不叫路；大多數人都走的路才叫路。」

套用這角度，完全可看出港獨、台獨、疆獨、藏獨、更不要說劉仲敬期待的粵獨、滬獨、湘獨、魯獨、巴蜀獨．．．等種種想像，在眼下國際現實「習慣法生產過程」，完全沒有施力處。

什麼是習慣法？造成既定事實的就是習慣法，而不是在心中默默咀嚼的曖昧叫習慣法。勢大、力強、敢犧牲人民付出一定傷亡流離慘痛代價的政權，才有可能走自己的路，才能創造新的「世界習慣」。

否則，都是思想家的粉紅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