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才從書架拿葛兆光《唐詩選注》（聯經版，2020）要讀，隔日卻在網上滑到2015年葛兆光〈歷史學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壓力？〉一文。

文中從《顧頡剛日記》回顧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對「中國是不是一個、中華民族是不是一個民族」態度的各種演變，完全看得出這麼有地位的學者「因時制宜」的兩面倒。

以下直接引用葛兆光部分原文，篇幅較長，有心人耐心點：

第一階段：

1923年，顧頡剛在一封公開信裡提出古史辨的綱領，一共包括四點，即“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和“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正因為如此，才被叢漣珠、戴季陶等人驚呼為“動搖國本”。

這是他奠定學術地位的《古史辨》時期，當然比較遵從自己的研究發現，而無政治顧忌。

第二階段：

在《禹貢》半月刊之後，1936年，顧頡剛與史念海合作編了《中國疆域沿革史》，在第一章《緒論》中顧頡剛就說，“在昔皇古之日，漢族群居中原，異類環伺，先民灑盡心血，耗竭精力，辛勤經營，始得近日之情況（指現代中國）”。

他罕見地用了“皇古”一詞，說“疆域之區劃，皇古之時似已肇其痕跡，自《禹貢》以下，九州、十二州、大九州之說，各盛于一時，皆可代表先民對於疆域制度之理想”。

很顯然，這與20世紀20年代顧頡剛疑古領袖形象已經相當不同，看上去，他好像逐漸放棄了古代中國人種不出於一源、疆域不應是一元的疑古立場，而開始轉向論證一個“中國”和一個“（中華）民族”。

葛文中透露這階段的轉向有夾雜私人愛恨部分。

第三階段：

1938年12月19日顧頡剛在《益世報》創辦“邊疆週刊”，並且為它撰寫“發刊詞”，呼籲人們不要忘記“民族史和邊疆史”，來“抵禦野心國家的侵略”；緊接著，在1939年1月1日，顧頡剛特別在《益世報》的新年一期上發表《“中國本部”一名亟應放棄》一文，他說“中國本部”這個詞，“是日人偽造、曲解歷史來作竊取我國領土的憑證”。

二月份，他又連日撰寫《中華民族是一個》，明確提出“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並且鄭重宣佈，今後不再從中華民族之內，另外分出什麼民族，也就是漢滿蒙回藏苗等等。

姑且叫這做愛國抗日階段。既然都為國族搖旗吶喊了，當然也想注重輿情（老百姓）和政府（高層）對自己倡議的反響：

顧頡剛對自己這一系列表現相當沾沾自喜，他一向很在意別人對他的反應。1939年3月4日，顧頡剛在日記中記載說，有人告訴他，《益世報》上《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文章，有《中央日報》轉載，“聞之甚喜德不孤也”。

22日的日記又記載，有人告訴他，“重慶方面謠傳，政府禁止談國內民族問題，即因予文而發。此真牛頭不對馬嘴，予是欲團結國內各族者，論文中彰明較著如此，造謠者何其不憚煩乎”。

第四階段：

1964年8月13日，他對來華跟他學習古代史的朝鮮學者李址麟有些戒備，為了讓自己免於犯錯，他先走一步，給中華書局寫信，說李的《古朝鮮史》很有問題，“朝鮮史學家以古朝鮮曾居我東北，受自尊心之驅使，作‘收復失地’的企圖，李址麟則係執行此任務之一人。

其目的欲將古代東北各族（肅慎、濊貊、扶餘、沃沮等）悉置於古朝鮮族之下，因認我東北全部盡為朝鮮舊疆。今更在東北作考古發掘，欲以地下遺物證實之。而我政府加以優容，甚至考古亦不派人參加，一切任其所為。予迫於愛國心，既知其事，只得揭發”。

來到中共建政後的新中國，對中共統治手法已有足夠戒心，當了舉報尖兵（抓耙仔），指出一個跟他學習的北韓學者，有透過「洗血統」達成「收復失地」的陰謀，事後還深自慶幸「覺悟」得早，因向上級舉報才幸免牽連。

1964是個什麼樣的年？是《毛澤東詩詞》首次出版，「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面展開，是毛主席說：「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不下去就不開飯」，林彪授意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毛主席語錄》的一年。

第五階段：

顧頡剛日記1966年1月8日有一則記載，很值得注意，他說：“（趙）樸初作文，有‘自女真族統治中國以來’一語，有青年批判，謂女真族即滿族前身，而滿族為中華民族構成一分子，不當挑撥民族感情。奇哉此語，真欲改造歷史！去年聞有創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的大國’之說，已甚駭詫，今竟演變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大族’，直欲一腳踢翻二十四史，何其勇也？”

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資料。顧頡剛雖然在抗戰的時候就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但骨子裡卻仍然相信民族的歷史變遷，並不以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

日記裡果然又露了餡，承認為政治服務的史觀是狗屁不通。但顧頡剛顯然忘了自己在十多年前蔣介石當道時自打嘴巴過。人家趙樸初在（比蔣翻雲覆雨厲害百倍的）毛澤東當道時匍匐在地說這種話，有什麼好驚訝？

顧老要知道一場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將在四個月後到來，恐怕連在日記裡都不敢這麼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