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能力考核史學界不同研究觀點的真偽，但這本日本學者的著作獲得台大、輔大教授推薦，應仍有可觀處。

至於中國大陸不歡迎日本人所寫各類解析中華歷史的著作，則多出於民族意識形態防衛慣性。

本書透過大量考古證據、尤其是甲骨文文獻，對照諸多通俗歷史所述故事，發現這些偽造出的說法，更多是後世想完成對前代的某種品牌塑造、或對某種意識體系的依託製造——而且可能是輾轉幾代、多位作者的集體接力。

比如，紂王酒池肉林等故事，起初是周朝想建立自己推翻商朝的合理性，所以推出「天命」這個說法：

在西周時代的階段，強調的是殷王朝的統治階層因為沈溺於飲酒而失去天命。然而在進入春秋時代之後，追求的是可以從中得到教訓的故事，尤其盛行創作典型名君和暴君的故事，描繪君主應有和不應有的樣子。

司馬遷對商紂王各種暴君形象的描繪，不基於任何證據研究，而源自《荀子》、《韓非子》、《戰國策》等書，卻被後世定為一尊。

從西周到春秋戰國百家思路的變化，可看出中國文明中特別喜歡「歸因於一人」的傾向。成也是聖王霸主一人，敗也是昏君梟雄一人，華夏民族對上位者臉譜化的高度興趣，或許透露出不重視個體意識發展，而更多崇拜單一圖騰。

這本厚書充滿眾多可咀嚼之事。

（寫於2024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