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任期最長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過世前，剛好看到一部故事設定在教宗出訪德國之夜的電影。

電影「失控狀態」描寫了德國首都柏林的某個晚上，三組小人物各自平行發展，卻稍稍在街頭巷尾有了一點微不足道的交集，主角們互未照面，各自焦頭爛額於這個晚上的種種不快與不幸，只有藉著與主角交手的一二配角才略略發生關連。

A組流浪漢男女朋友和一隻狗，想用一筆意外之財上賓館樂樂，卻從搭車就不順利，流浪女處處與人爭吵，最後連男友都動手痛揍了她，兩人雨中鬧了一夜，終於有個沒有熱水的小旅店，可以容他倆過夜。

B組中年經理在機場接客戶不遇，和一個不會說德語也不懂英語的非洲小孩不情願地搭上線。先疑「小黑鬼」偷他皮夾，找回皮夾後，又內疚地想幫孩子找遲遲不見的接機人。在重重波折中，他丟了車子、手機、得罪老闆，卻總算幫這個「麻煩」找到原主，也贏得小孩的感謝。

C組北德來的農夫一到柏林就丟了背包，還好厚厚的錢包在身上。他召妓，卻善良（或不智？）地愛上初見的未成年妓女，不但以禮相待，還包出場請吃大餐看電影送玫瑰。但妓女不但害他被打得鼻青眼種，也傷了他的心。

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市民生活中，看起來真的做到莊子所謂「相忘於江湖」，但大城市裡不多的是這樣若有似無、無足輕重的相忘與交會？為什麼編導有理由這樣平行發展三組故事？答案就在那從未真正在片中演出的「教宗」上。

天主教教宗代表什麼，在具不同信仰的人心中很不相同。諷刺的是，片中沒有一個人真正在乎教宗造訪柏林這件「大」事。高高在上的宗教人物，與流浪漢、煙毒犯、妓女、龐克族無關，和片中計程車司機、上班族、機場清潔婦、旅館櫃臺員和外鄉來的農夫似乎也無關。真實的信仰和建構牢固龐大的世俗宗教組織，顯得一點關係都沒有。

編導巧妙借重媒體報導讓教宗入鏡，立刻升高這些卑微遭遇的代表性：「你看！在這本屬神聖榮耀的夜晚，為何你這麼糟糕？」你沒錢、沒人、沒愛、沒自尊，這是社會的問題，還是個人的問題？是性格的問題，還是階級的問題？是競爭力不夠，還是命太差？

片中嗅不出一點宗教氣息，卻讓觀眾無法不正視、同情、思惟，融入那眾生一體的普世情懷，進而自問：我們和他們有什麼不同？答案是可能只有程度的差異，我們的煩惱相和他們的一模一樣。我們一樣為情、為錢、為人際關係所苦，教宗或達賴喇嘛過境，也幫不了忙。

編導寫實地讓三段故事的主角，都毫不掩飾地呈現弱勢族群的殘缺性格。流浪女對狗很好，但對人卻怨氣沖天，她大罵大哭全由著一時性子，可是觀眾完全可以知道她為什麼這麼沒有安全感，心理學上所謂「低自尊」引發的疑神疑鬼，動輒認為別人是「衝著我來」「憑什麼瞧不起我」，面皮薄而又沒有一般人符合社會化的解決出路，當然會處在「隨時抓狂」的狀態。

流浪女口不擇言，嗔恨委屈的負面能量不斷回報在自身，傷了己也傷伴侶，「貧賤夫妻百事哀」，而他們卻還得面對流浪女失去監護權的女兒與腹中胎兒該不該留的煎熬中。看到這裡真讓人痛心，他們沒辦法找到職場的晉身之路，沒辦法從體育或文化活動中陶冶心性變化氣質，更不可能花錢旅遊或購物，只能憑著本能和一點茫然的匹夫之勇活下去。

如果說這一組雖有情意相濡以沫，但很可能在現實中一起渴死乾死，另一組的未成年妓女，就更讓人不知道該怎麼恰當地投諸同情心了。行屍走肉般的女孩喝酒嗑藥吸毒樣樣來，身體壞到隨時在叫冷，對農夫的善心與溫存幾乎沒有感應的能力，只有疑惑、疑惑、再疑惑，甚至還有一些鄙視。明擺的整個人已是地獄惡鬼道業相。最後她雖然一度親密地偎在農夫的胸前，但那很可能只是累了，身心太累了。那距離真正的感動還差太遠太遠。果然最後做出那種事來也就不足為奇了。

雖說不足為奇，但我還是清楚聽到場內觀眾的嘆息。畢竟平凡人總希望這世界不那麼黑暗吧，我們總覺得經理幫助黑人男孩的結尾，才比較符合我們「做好事有好報」的觀念。從頭到尾都不掩飾對黑人小孩嫌棄的經理，雖不是天生慈愛為懷，至少還有先進國家中產階級某種訓練出來的責任感（也是另一種優越感？），我們看得出儘管一路奔波不順，但他對黑小孩的語言暴力卻是遞減的，他對整晚的烏龍慢慢可以如實面對。火氣小了，固然是因為真的聯繫上小孩的親友，大概也是累了。

這一段算是編導給公眾的光明面嗎？我不確定。同情心和責任感不是中產階級的專利，機場清潔婦和計程車司機都可能隨份隨力地伸出援手，甚至連龐克少女都可能下車扶起受傷昏迷的流浪女。人到底什麼時候、什麼狀況下會對別人好，似乎不是可以輕易以公式解決的問題。而編導讓我們不用急著簡答，一起如片尾最後的鏡頭，無言地凝視平靜天宇下，燃燒的人間烈焰。

（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