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2日，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FRC）發布名為「淹沒在表層之下（Drowning just below the surface）」報告，重點如下：

疫情的毀滅性次級效應（secondary effects），已經傷害到我們的社會結構，並將在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都可以感受得到。

早已弱勢的人，因為衝突、氣候變遷和貧窮，被進一步推向邊緣。他們比一般人更可能丟掉工作，部分原因是，他們更常在非正式經濟，以及飽受（防疫）限制措施衝擊的產業部門工作，比方觀光業。

幾乎各國分會都指出，他們看到，有必要為性暴力以及基於性別的暴力等受害者，增加保護服務。以菲律賓為例，聯合國估計在2020年由於隔離措施，導致新增11萬4千名婦女經歷身體和性暴力。

疫情危機也增加了糧食的不安全性、減少受教育和免於受到施暴的機會，同時也讓心理健康問題更加惡化。

移民、難民以及在自己國家境內的流離失所者，原本就是世界上最弱勢的族群，他們也在這些飽受不成比例影響的人群之中。

每次大災難都是一次淘洗。弱者更弱，強者更強——不論是政經地位的強、還是身體強健的強。

你可以視為這是「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也可以說是一種「尼采主義」：「凡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Was mich nicht umbringt, macht mich stärker.”）

當然，更時髦一點，可採用「黑天鵝專家」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創造的新名詞「反脆弱」（antifragile）：因為變動，造成的傷害小於帶來的獲益，就是反脆弱。

更白話點，我可以說活下來的就是「倖存者」。

還能心平氣和、衣食無缺看著自選輯的人，應該都是這兩年大疫情的倖存者。

但研究者別忘了，還有一種常見的「倖存者偏誤」（survivorship bias）：過度關注「倖存了某些經歷」的人事物，忽略那些沒有倖存的（可能因為無法觀察到），會造成錯誤的結論。

在《暗數據》（Dark Data: Why What We Don’t Know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We Do）書中，作者大衛漢德（David Hand）把這種偏誤列為「我們不知道漏掉的數據」和「隨時間而異」的總和。

2013年，美國先鋒集團發表一份報告，檢視了包含和不包含五年、十年、十五年下市基金的整體基金表現，結果發現差別大得驚人。排除十五年內下市的基金之後，整體基金的表現幾乎是不排除下市基金的兩倍。這份研究還讓我們看見暗數據的影響幅度：只有54%的基金熬過十五年沒有下市。

所以，倖存者的聲音，不能完全代表自然的意志啊——只信奉尼采金句的人別太自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