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又拿到劉仲敬新書《歐洲的感性邊疆：德意志語言民族主義如何抵制法蘭西理性主義》。雖是講座視頻整理文字，看得出八旗出版做了大量的梳理補充與資料彙編，很用心。

阿姨的論述仍充滿「地緣決定論」，你生在哪裡，住在哪裡，注定了許多遭遇。一個民族、城邦、國家都一樣。

也有很多對坊間簡化歷史書的除魅，尤其不贊成把成功簡單歸因於某個天縱英明的人，或某種民族性。

比如，瑞典原來是新教徒寄望與羅馬教廷分庭抗禮的帝國，但它輸給俄國後，新教徒勢力只能轉而期待普魯士。這是資源方與利用資源方的自然切換，病毒與宿主的共生關係。權力沒有中空。

而普魯士本來的形象與國民性是溫和開明（如今天邊緣化的瑞典），卻恰因統一，成為德意志扛家業的長子，也注定走向一戰，而隨後又不停歇地注定走向二戰。

而無論大小，政治實體都在尋求保護或聯盟。在這前提下，是否文明開化進步一點不重要，也不是是否應該受到尊重或存留的主因。這個說法很無情（也戳破很多人對自由民主的台灣就該被世界尊重接受的理想），但事實就這麼硬。

比如劉仲敬說：「德國最開明的邦國是威瑪大公國，最自由主義的邦國是巴登公國，但是威瑪和巴登的領土都只有一座城市的大小，無論如何是毫無戰鬥力的。它們自身也都希望依靠普魯士王國的保護。」

他引名著《戰爭與和平》書中俄國貴族大罵拿破崙時間接損德國一道：「打德國人有什麼了不起呢？我們誰都能打德國人的，任何人只要高興打德國人，都可以打上一場。」指出：「當時人們想的不是怎樣削弱德國，而是怎樣強化德國；不是怎樣限制德國的擴張，而是怎樣保護德國免遭法國擴張主義的威脅。」

把裡面幾個國家名字換一換，讀者一定可以很快心領神會當今諸多國際現實。

人家嫌你弱嫌你強，都不是絕對的。都是看當時的權力布局是需要對抗或者均衡。而且不同政治實體，期待不會一樣。說到底，人現實，國更現實。

只是腦門子發熱的人，既不適合搞政治，也不適合評論。可惜，這時代，腦門子發熱的人最多投入政治（包括附庸與羽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