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天戲稱台下歌迷有「奴性」（後來「正名」為默契），但台上對台下也有奴性。甚至五個人彼此之間、樂團和所有照顧他們、幫他們完成華麗之夢的幕前幕後團隊，歷經如此長時間的製作、巡迴、經營，也早產生了「奴性」。

所謂的「奴性」，是對任何一種建構成形的關係與組態的必然心。

於是便很能理解，在這些雲遊四海、穿梭古今的歌詞中，聽者與觀眾感受到的也是一種既「向外打開」又「符合制約」的家族語彙。藍天白雲的背景，青春熱血的砥礪，愛與不愛的糾結，有點灰色又最終得拉回正能量的中道，儘量「求廣大」而偶爾偷渡「致精微」的文字、音樂與視覺美學。

五月天當然是更接近「庶民」，而不像蘇打綠那麼「文青」——儘管這兩個詞要簡單套用在這兩團身上都顯得困窘而粗暴。

一如在周末氣氛輕鬆的「陳雅慧與黃麗星的少女時代」民歌演唱會，想到許多音樂人的死亡。周日小巨蛋更high的「NOWHERE 諾亞方舟[自選復刻版]」，我也忍不住想到政治與宗教，想到白天剛看的長文，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專文探討「為什麼人們對“自由主義的故事”失去了信心？」

其中一個解釋是：「比起過去的成就，人們更關心他們對未來的期望。如果你告訴他們，他們的祖先飽受饑荒、瘟疫和戰爭之苦，而他們卻不用再受這些苦難，他們並不會珍惜自己現在的幸福生活；相反，他們會列舉自己的債務、失望以及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即便他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和平與繁榮之中，他們依然對未來感到幻滅。」

另一種可能性是：「相比較於停滯不前的物質條件，人們更擔心的是自己的政治權力在逐漸萎縮。世界各地的普通公民都感覺到自己手上的權力轉移到了其他地方。．．．對於21世紀的一些重要問題而言，其中大部分可能會是全球性的，我們所繼承的民族國家政治體制無法有效地處理這些問題。」

置於這樣的脈絡下，你很容易環顧周遭的歌迷，為何大家想花錢在幾個鐘頭內，找到一點點作夢、悸動、狂躁、甚至發呆的權力，當台上兢兢業業控制著技法、品質與節奏，身為觀眾，我們無須對演出有什麼責任，甚至無須對這一晚的自己有責任。

在生活中對全局失語又失權的人，在五月天的詞曲中得到某種賦權（empowerment）的暗示——儘管因為小巨蛋舉世無雙的震動管制，我們甚至失去忘情跳動、短暫離開地球表面的幾分鐘權利——但，如果已經有足以製造阿信謔稱「流行病」的搖滾音樂會，誰會需要想得更多？

我們對這些體制的喜愛與憎惡，其實也早有了足以預測的奴性——喔不，默契。

最終，再憤世者也會發現：當個五月天、蘇打綠或任何天王天后的病人與奴隸，至少比當XX（請自填）的病人與奴隸，無害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