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英國新聞記者兼評論家卻斯特頓指出「休閒」的三種定義：「第一是指容許做某些事。第二是指容許做任何事。第三是指容許什麼事情都不做（這也許是最難能可貴的）。」

在週休二日似乎變成理所當然的今日此地，閱讀《等待週末——週休二日的起源與意義》（Waiting for the Weekend，貓頭鷹出版），可以讓你知道很多事情不是真的那麼理所當然。放假更不只是一種天賦人權的設計。

首先，時間是有指定性的，為何一週是七天？作者指出：「『周』是一種純人為的段落。」它獲得最終風貌和成為西方曆法確定的部分，不過是在公元二、三世紀的古羅馬時代。在不同古文明覆蓋的區域，各自有自己實用或抽象的天曆。

如果連世界公認的一週七天都是人為的，那麼所謂週末或週日的區隔，週末和週日各自可做或不可做的宗教或生活內涵，就釐定得更晚了。而且，不斷在演變。

非西方宗教覆蓋的華人地區，很自然只把放假當成放假，放天、兩天或有朝一日可能的兩天半、三天，其實差別不大，差的只在於怎麼被媒體教育或商業活動勾引、以及從事活動的時數多寡。

本書作者是建築學者，卻再一次向我們展現了西方高等學院深厚的博識基礎。你可以視之為一本「計時人類社會學」，更可以好好反省：人類到底如何使用了這一段國家或雇主給予的休息？我們到底在週復一週的制約中，體會並實踐了多少休閒的三種層次的定義？

（2005.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