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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隨著共同的基督信仰在西方社會式微，來自其他文化的不同規範與價值開始取代傳統的規範與價值，什麼都不信的選項也赫然出現。道德範疇外的個人選擇，開始隨著市場經濟及市場經濟所需的整體社會流動而擴張：人們可以自己選擇職業、配偶、住處和牙膏品牌。因此人們也該擁有某些道德價值的選擇，是看似合理之事。到二十世紀末，在多數現代民主政體，人們對個人自主權範圍的理解已大幅擴張，造就了有時稱為表現型個人主義的全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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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一個問題：並非人人都是尼采心目中企求重估所有價值的超人。人類是高度社會性的生物，其情感傾向會驅使他們遵從周遭的規範。當穩定、共有的道德視域消失，被亂七八糟相互較勁的價值系統給取代，絕大多數人不會因為有了新的選擇自由就歡欣鼓舞。反之，他們會萌生強烈的不安和疏離感，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真正的自己是誰。這種身分認同的危機與表現型個人主義背道而馳，促使人們尋找能使個體重新連結社會群體、重新建立明確道德視域的共同身分。這種心理事實為民族主義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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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並沒有深不可測、僅屬於自己的個體性。他們自認是真實內在自我的東西，其實是由他們和其他人的關係、其他人提供的規範和期望所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