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下架前一天重看了1989年《春風化雨》（Dead Poets Society），最後一幕部分學生站上課桌送別基丁老師仍然感人，但現在看跟年輕時候看想法還是有所不同。

一、基丁同樣是該校畢業，必定經歷過該校嚴格古板校風薰（壓）陶（迫），也深知該校體制與權威。為何他覺得回去母校任教是個好主意？

即便他有心把自由思考的種子帶給學弟，他有從現任校長手上取得任何改革意向與授權？如果沒有，他回來就是個愚蠢。如果明知體制一樣而決心顛覆，那麼最後的改革翻船，甚至弄到師生雙輸，他難辭其咎。

二、詩只是一種文體。詩歌的創作與欣賞不只有一種，基丁只重浪漫主義跳過現實主義，在教學中選用的詩句都是正能量的個性解放主題，這其實也是一種偏執。比如：

做周遊世界的水手，遊歷所有的港口。

我要做生活的主宰，不是奴隸。

走上刑台，迎向槍口，我面不改色。

舞蹈，鼓掌，讚揚、喊叫，跳躍。

讓生活從此成為歡樂的詩。

做一個真正的神。

不覺得這些調子都很相像？而宇宙或人生當然不止一種調子。

三、十七歲的確有塑造空間，但也有盲從的危險。毫不考慮地被現實壓倒是一種盲從，毫不考慮地被激情壓倒是另一種。基丁對這群十七歲學生種下種子，卻未必能全神貫注澆水灌溉，及時注意被引導者成長所要承受的內外壓力，這是「不只當經師、還要當人師」的職業風險。

他輕忽與低估了因果。對於未成年人，不是光點了火，他們就會自己掌握分寸與步調。

四、同樣的受眾，吸收與反應不會一樣。基丁的熱情與教法可能對某些人有用，對某些人不適合。詩社成員僅佔班上約四分之一，成員中也有人熱情點燃後主要投向談戀愛，而非做學問或學技術。更不要說，成員中最後也有人首先向校方低頭，出賣同伴、栽贓老師而自保。

而最後，其他幾個成員就算不情願，也在現實中妥協，在自白書上做出偽證。

編劇塑造主角尼爾選擇演戲，一方面在這群菁英家庭中顯得更離經叛道，也較合乎被基丁老師所授詩歌影響，但「個性化發展」從不只有人文藝術這條路。

如果學生們被啟發後不像尼爾這麼「極端」（從爸爸安排將來唸醫學院變成要去演舞台劇），顯然劇情不會這麼這麼富於衝突進而達到高潮。

五、現代社會各種體制下，高中老師要扮演人師的機會，肯定不比電影中的貴族學校多，當代17歲青年從網路上學到的（不管好壞），遠超過國文老師能帶來的影響。

這一方面可看作在台灣當老師的困境，另一方面想當人師的人，可能需要更加考慮灌注對他者、社會的理性解析，而不只是單單憑藉著人文藝術做感性激發。

感性與理性需要平衡，這是人師在播種時就需要把握、而不是等出事後再來遺憾、檢討（甚至可能需要被究責）。

畢竟人不是真空活著，不管理想主義浪漫主義還是任何主義，都不能架空而行。

基丁以為人可以活在拜倫、惠特曼、愛默生、梭羅的詩中，但這些大詩人背後的「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顧名思義，注定寄託於一個「道德完滿的烏托邦式理想社會」。

所有人都可以站在桌上，獲取看世界的另一種角度（與表態！），但也要知道自己必須承擔與現實採取不同角度時要付出的代價——比如尼爾自殺，查理被退學。

自殺的不用說，被退學的如果將來成了任一領域的優秀人士，那麼就又是一個勵志故事（看，我當年和體制火車對撞是正確的）；但如果就此失敗潦倒，中年的查理是否也會後悔當初堅持的那種原則與氣節，是仍感念基丁老師還是帶著一絲埋怨？

生活需要策略，基丁老師給出願景，卻想都沒想過教他們制定策略。

當然這未必是每個老師的責任，但如果你想當人師（或時下滿坑滿谷「成長教練」、「心靈導師」），面對未成年人（或任何社經、技術乃至心智較弱勢者），考慮多一些準沒錯。

你招到了信徒，可就建立了因果。注意因果。

六、最後引述一段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誨，你會發現異常貼合於這影片主旨（與帶來的困境）：

想擺脫眼前情況的那股衝動，會不會製造出另一種抗拒的模式和局限？因為察覺到自己成長的模式與限制，於是你想擺脫它，但是這股想擺脫局限的慾望，會不會是另一種形式的局限？

老舊的模式一直堅持要你臣服權威，而現在你又發展出一種新的堅持不肯臣服的模式，於是你產生了兩種相互衝突的模式。只要內在一有衝突，進一步的局限就會產生。

心先有一種想要臣服的衝動，然後又產生了想要自由的衝動。不論這兩股衝動看似多麼不同，基本上是相似的，不是嗎？如果基本上是相似的，那麼你追求自由的努力就是徒勞無益的，因為你只會無止境地從一個模式跳到另一個模式。更好的情況是不存在的，而你必須了解這股想要變得更好的慾望。

（寫於2026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