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官方或學界公布的某些研究調查，我常有「不知其所云」的反骨傾向。尤其學界為了顯示嚴謹，總要在研究案中先構築研究方法和評量指標，然後據以調查，形成結論。

在某些硬科學領域，這樣的方法都暗藏偏見與謬誤，在人文學科裡，問題只會更大，對自己的假設永遠抱持更大的懷疑——這是被外界視為權威的學術界，為了在多元化的社會掙得更大的信用，應有的謙遜。

否則所謂的報告一旦公布，媒體冷落就罷了，若予以重視大加報導，不但對外界型塑了某一議題的刻板印象（「假議題化」），若施政者或企業經營者也據以推出相應措施，後遺症就不可小覷了。

最近有份關於兩岸文創的城市評比《CCIA調查報告》發佈，台灣媒體一面倒示警：台北輸給上海、北京、杭州、深圳，居第五名。前三名來頭顯赫，台北人也許就認了，但還輸給深圳，心裡就有點不平衡，因為絕大多數台灣人只知道深圳有錢有山寨，卻沒留意過深圳任何文創形象，更少人知道深圳在2008年就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設計之都」，全市擁有較具實力的設計企業6000多家，專業設計師6萬多人，涵蓋平面、工業、建築、動漫、軟體等10多個設計領域。

不管排名，關心「指標」。新聞稿上顯示，這調查是以「兩力」為評估兩大構面，兩力指的是城市「文化硬實力」及「文化軟實力」，透過「兩力」加權運算，最終獲致「城市文化創意競爭力」總指標。

文化軟實力是藉由「文化支持度」、「文化內涵度」、「文化創造力」、「文化發展力」四構面所組成，而「基礎實力」、「財政實力」、「文創實力」、「產出實力」之「四實力」構面則形成「城市文化硬實力」。

坦白講，學者就是學者，以我從事流行文化創作、製作、營銷、傳播、評審各個面向的經歷，看到這些名詞只覺霧裡看花、咬文嚼字。

如果朱德庸、李安、馮小剛、余秋雨、郎朗、張曉剛、幾米……這些文化兼文創明星，都能以這些「度」和「力」輕易評比，那事情也就簡單了，兩岸的「文創事業」也不會常有書空咄咄或名不符實的窘境與險境了。

把一個空地或老房子圍起來整修，出租當成寫字樓、餐廳、生活小物店，偶爾辦一兩場走秀、演講、展覽，就叫做文創園區？如果這樣，那複製一百個誠品大樓，全中國就都文創了。

文化是整體，文創自不能例外。看城市文化，不單看房舍、園區，也不能單看出版、活動、展覽、影音製品的數量、產值（偏偏學界需要數字才好量化、排名），何況現在「文創」定義包山包海，連建築、廣告、時尚、動漫等都在內，我實在不知道要怎麼比，才叫做「內涵度」、「發展力」。

過去「人中呂布，馬中赤兔」、「得關雲長抵得過十萬大軍」這些話，形容「英雄」與「精品」的可貴，現在學界與政府卻喜歡量化，以多勝，以均值勝，卻恰恰少了對那「孤獨的少數」敬畏或呵護的研究空間。

對個體明星都如此忽略，還在意不同城市裡的群眾嗎？而市民與外地進城的常住人口，難道不共構成這城市的文化景觀與生命力？想想美國舊金山的唐人街，想想台北中山北路菲律賓人集會的教堂。即便走在上海的不同區，得到的短期與長期印象都不同，有人欣羨浦東高樓林立，繁榮冷傲西化，有人卻覺得靜安徐匯長寧梧桐依依有情，不疾不徐。

也就是說，當我們一方面推崇、追捧某些文化明星，但當談到城市或地區的文化發展、文化能量、文化地圖時，卻又完全泯滅掉個人的重要，這在我的定義中，毋寧是欠缺文化素養與眼光的。

再深入說，看一個城市的文化景觀，除了主旋律（比如台北的101、誠品），我也在意次文化或「亂文化」——以建築語彙說，「違章建築」（illegal architecture）。比如2011年4月，台北一個由建築師創作的裝置藝術展「朗讀建築」上，提到：

「利用『官方』規劃的都市作為生存平台與能量來源，那兒漏了點自來水或能偷接電，就往那邊蓋。台灣文化城市景觀根生蒂固，眼見所及，游擊佔領空地的菜園，逃稅小販叢集夜市自發性的聚合，違章建築星羅棋佈官方界定都市之上，自成另一道平行的都市紋理，化為一個瞬間既成的即時台北 (Instant Taipei)。 」

這樣的論述，繼承挪威建築學者「開放型態」（Open Form）的概念——強調建築作品注重業主的參與及其個性需求的滿足與體現，而非建築師個人意願的主觀呈現——當然更擴大成某種社會運動的意涵：在既定的體制裡，「由下而上」重新定義城市建築與權力間關係的種種可能。

現實中我不同意「違章建築」有這麼崇高的論述立場，但在探討文化的軟硬實力時，我們的確不妨多想想漫山遍野被遺漏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