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三年停或推掉幾個專欄，不是沒話講，是不想被限制字數或議題，甚至，我意識到專欄作家不再是古早「言爾志」的作家，而是被發表平台賦予「找議題」或「追新聞」的某種及時動員期待。

顯然我沒有想當傳統報紙或雜誌麾下「特約撰述」這類角色的慾望與能耐。想什麼時候交稿就什麼時候交，想寫長一點或短點均可自主，到後來就發現沒稿費的自選輯和個人臉書，似乎是歸宿。

這時看到活躍在網路時代的時論名家，也有這般苦水（並願意坦白自覺），感覺親切。

2015.11朱宥勳在〈時事的快速反應部隊——網路時論為什麼這麼快？〉寫著：

“在這些網站裡，你會看到各式各樣有不同專業的專欄作家列在筆陣當中，他們不像是報章雜誌的專欄作家，一定會準時在禮拜三或禮拜五發表文章，而是等待時事掉進自己的「守備範圍」之後，再出手跟讀者談論：根據我的專業，這件事應該要……。所以許多專欄作家在得知了與自己有關的時事之後，都會有「現在該我上場了」的自覺，變成那一時刻的快速反應部隊。因為專欄作家已經有了專業知識在身，面對相關時事的時候，就能比一般人更快地釐清脈絡和不同的爭論焦點，在幾個小時之內提出說法。你可以回想你最常在臉書上轉貼的那些專欄作家，他們幾乎都會守在特定的議題上，久了之後，你就會知道，看到登革熱猖獗就可以期待顏聖紘、看到國民黨耍笨就可以期待人渣文本、看到護家盟出場，大概朱家安就不太可能完全安靜。

我認為批評網路時論「快速」、「淺薄」並不是很好的切入點，因為這就是它之所以能發揮作用的手段和特色。它與厚實的論述（比如正規的學術研究）不應該是敵對的，而該是分工的，共同組成多層次的社會意見和論述體系。在“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的脈絡下，時論作家的倫理責任不是「慢下來」，而是「保持修改的彈性」，當社群成員激盪的意見，把你論述上的錯失指出來的時候，你就有修正、補充的義務，這樣才能促進社群的意見交流。一名網路時論的專欄作家，所能犯的最大錯誤不是「搶快」，而是「射後不理」。”

到2016.05他另一篇〈終卷之後，「網路意見領袖」的強烈罪惡感：讀《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進一步把視野從文字生產體系拉高到「獻身與剝削」的層次反省：

“當我向有志於此的聽眾、工作坊學員講解這些「自由工作者」的生存方式時，我其實正在不知不覺地引導他們走向一個充滿深度剝削的場域，而且這一切都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比起在某家公司上班，這是更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和「推自己想推的理念」的生活。因此，平均十多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就被合理化了，因為這是「自己」選的。

而弔詭的是，為了成就這樣的「自己」，我們同時也必須打造另外一個「自己」。我們可以找到不計其數的案例，關於某位意見領袖在公開場合和私下交誼時的巨大落差（我自己也常被初次見面的人說：「你看起來跟網路上完全不一樣。」）。我會透過一些案例告訴學員，這種「表演性」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你必須要想清楚，如果要跳進來，這戲是演不完的。」——想想那些平日呼風喚雨，但遭遇公關危機時就想以自己「只是在個人板塊發表意見」的說法卸責的人吧。

但這種獻上你所有時間、把整個人全部絞入符號資本主義的工作，事實上正如書中所描述的，是一種終極的剝削…”

我不願為扮演公知、文青、意見領袖、行業大老而成為平台商的「即時供稿系統」，等出名、等攫取影響力、等網路眼球數（也許有機會、也許完全是一廂情願）「對價」為現實中事業利益（如文章結集出書、演講、策畫等），留給更需要的中壯代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