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一上任即把參加「星光一」PK走紅的蕭敬騰捧成天王接班人氣勢的華納唱片大中華區總經理王蓓芬，每天進辦公室就忙著處理一堆電子郵件、參加好幾個會議，以及出席督導旗下歌手的各式活動，「這兩年忙到白頭髮多好多。」她說。

談到過去的新人和現在的新人有什麼不同，王蓓芬認為：「在需要具備明星特質和敬業態度上，沒什麼不同；可是在面對的大環境上，現在的新人真的很辛苦。」因為，可以用的宣傳招式，大多都施展過，消費者或傳媒對於「新奇」或「震撼」的感受與要求，變得越來越貪婪。而無所不在的曝光場合，更讓傳統巨星可以輕易獲得的「神秘感」，極難營造。「而巨星，不管哪個時代，都是應該有些神秘感的。」她堅持道。

但台灣已達全球最密集程度的有線電視頻道，使單一產品的行銷難度增加，卻也幫「摘星族」布置好絕佳的天幕。因為要填補頻道時段，又沒有足夠多的廣告量支撐，台灣發展出多位嘉賓與多位主持人聊天、嬉鬧、表演的棚內綜藝談話節目。此類節目不用太多前置準備或棚外實景作業，也無須大牌藝人或樂隊撐場面，成本大大降低，一片插科打諢中，刺激收視率和平面報導的噱頭或「爆點」，卻可能比中規中矩的歌唱綜藝節目大幅增加。

「康熙來了」是其中經典代表，但歷史悠久的「完全娛樂」、「娛樂百分百」和後起的「我愛黑澀會」、「模范棒棒堂」、「國光幫幫忙」、「女人我最大」、「大學生了沒」與最新的「王牌大賤諜」等，透過網路上傳分享（當然是非法的），突破有線電視的區域限制，也紅遍海內外，讓上海、吉隆坡到溫哥華的年輕觀眾，可以對台灣最新流行偶像或口頭禪（如「白目」、「很瞎」、「冷掉了」），近乎無時差地如數家珍。

這類節目來勢洶洶，讓傳統豪華綜藝節目甚或MV專業頻道，對唱片銷售的影響力減弱不少。能言善道或有特殊觀眾緣的藝人（通常指的是「搞笑」），比歌曲本身更能營造人氣。過去歌手唱好歌就可以，口拙一點、沉悶一點無所謂，上世紀的唱片公司自有辦法包裝你成為帶有特殊形象的巨星（如王傑）。但現在網絡、有線與衛星電視和八卦報刊當道的年代，沒有這一類「巨星」誕生的溫床。

現在的歌手都在西門町街頭。西門町，一個台灣唱片歌手舉行簽唱會的聖地。跟內地在購物商城裡面吹冷氣的「見面會」、「簽售會」不同，這裡的見面活動經常在客觀條件非常簡陋的戶外狀況下舉行。行人來來往往，除了忠實粉絲外，很多路人也只是抬頭一瞥：「喔，是那個ＸＸＸ嘛。」在台灣，尤其是台北，路邊免費看到歌手的機會，可能就像在好萊塢的商店或露天咖啡座看到電影明星一樣多。

八月的某個週日午後，戶外氣溫高達36攝氏度，同樣有台灣高山族血統的歌手范逸臣和戴愛玲，正為一個廣播電台舉辦的「第一屆HOHAYAN原住民Super Star歌唱大賽決賽」代言和評審。出道也有六年的兩人，也算是實力唱將，但應攝影記者要求，即便大汗淋漓也必須來個男背女貼身姿勢供拍照。翌日報紙刊出的果然都是這張照片，標題：「范逸臣遇戴愛玲　腿軟濕身」，報導內容跟比賽毫無關係。

2001年來台的〈壹周刊〉和2003年的〈蘋果日報〉，以「狗仔文化」成功讓台灣新聞界產生難以逆轉的質變，日益低俗的報導或眉批風格，讓注重歌藝或個人形象的歌手備感委屈，但反過來說，這種「不問內容，但求上報」的曝光殊死戰，長期看來，也對台灣娛樂界產生某種微妙（但當然未必正向）的平衡。

平衡木一端，是所謂主流或想擠進主流的藝人，主流藝人所言所行都可能被放大或曲解，力爭上游的藝人則可能努力製造可以被放大或曲解的話題或畫面（如自曝情史甚或裙下走光）。平衡木另一端的，則是自立救濟轉入現場（如各類酒吧或戶外表演場地）和網路尋求知音的「純」歌手。甚至包括在2007年「星光」客串評委、獲得「滅絕師太」綽號意外翻紅的資深唱將黃小琥，以及將近五年沒出唱片的戴愛玲，在傳媒和大眾忽略他們的多年間，都長期在酒吧低調駐唱。他們並沒有離開。

（本文原應National Geographic簡體中文版〈華夏地理雜誌〉2008.10月號「發現新台灣特輯」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