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定俗成的看法是，東方重集體主義，西方個人主義強。所以中國社會奴性高、順民多、願意為黨國犧牲個人；當代西方國家比較利於發展民主。

但〈專訪黃亞生：中國為何兩千年走不出專制的怪圈？〉，介紹了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經濟與國際管理教授黃亞生博士，在其新書《EAST的興衰：科舉、專制、穩定和科技如何帶給中國成功，又為何可能導致其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的不同說法：

黃亞生教授認為，中國從隋朝建立的科舉制度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產生了強烈的塑造作用。例如，科舉制度產生的考試文化是一種非常強調個人競爭而非集體協作的文化，而抗議、選舉等民主行為恰恰是需要協作的「集體行為」。

在黃教授看來，「同化思想」是最能維持專制制度穩定的一個基礎。

除了缺乏集體協作、害怕「槍打出頭鳥」之外，黃教授認為，許多中國人不參與「白紙運動」這樣的群體表達還因為「他們不把糟糕的政策和產生這種政策的體制聯繫在一起”，這跟中國缺乏思辨文化有關。此外，許多中國人依舊缺乏“權利意識”，沒有澄清“國家”的概念以及“國家”與“公民”的先後順序，這在一定程度上默許了政府越界。

以科舉制度箝制心靈的說法解釋中國人為何各自為政，顯得突出，但難解釋科舉制度出現前的中華帝國人心。依維基百科：

公元587年，隋文帝廢除了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實行考試制度以選拔人才，奠定科舉制度的藍本。科舉制度在唐朝發展成型，直到1905年被廢除，持續了1300多年。

中國社會有奴性順民，有極權專政，並不自唐代始。

科舉制度讓受教育的人只有一種出路是真的，讓才剛讀書識字的人就被儒教薰陶（乃至毒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也是真的——從這角度看，與其說後來的考試影響了中國人，不如說從一開始學習的素材，就影響了中國人。

不管他們後來有沒有進京趕考，就算只去放牛養豬搬磚，他們都受足了中華文明獨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訓練。

個人化的傾向，當然方便集體管理，但所謂個人化，可能發展成一盤散沙，也可能發展成游牧驍勇精神，這是游牧與農業社會塑造的不同品性。

個人主義可以是伯夷、叔齊的隱於首陽山，可以是莊周寧肯泥地打滾不願作官，或者阮籍「禮豈為我設邪」的標新狂放——這些都是某種「打不過總躲得過」的「中國式不合作」。

但西方近現代倡導的個人主義，可不一定都導向如此消極出走或放浪形骸，甚至講求自我培力、賦權、抗爭，而有尼采的「超人」出現。個人主義的光譜極寬，從存在主義、無政府主義到強調經濟而非政治的個人主義都有。

真要說，夏商時期〈擊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也是第一代素樸的個人主義心聲，和後世中國人被要求經世致用、報效朝廷的士大夫意識形態，有天壤之別。

優游或禁錮在科舉制度中的千年中國男人，如何一步步馴服於集體社會（從家到國），是大題目，難簡單歸因某一個政治設計（如科舉）。

真要說，大一統的專制中國，比其中哪個單一制度都妨礙現代所謂的民主。只談科舉，未免見樹不見林。

一如當代網路社會，既可以讓人際關係變得原子化而自掃門前雪，又能比過往更快速度、更大面積地集結呼群——所有科技創新和社會設計都是兩面刃。

尚無機會看黃教授大作，單從新聞訪談，感覺中國人因注重個人競爭（科考功名）而無法民主協作之論，似嫌偏頗。暫時表達一點不同觀點，以後如對該書有更深了解後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