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送情》這齣戲兩位主角的變裝騙過許多人，引起驚呼和佩服，但演技奇觀並不是這齣戲最要傳達的「台灣劇場人」的強項。

平衡與理解，才是。

要外省老兵表達對故土之情，跪在地上叫一聲媽，是容易的。但這跟賴聲川《寶島一村》的血緣會靠得太近。

果陀《接送情》的親情繞了許多彎，甚至更多建立在小趙vs.許醫師、老趙vs.黎小龍三代的另類「依親」與「託孤」上。這份非血緣關係，是台灣這土地上真實發生過的精神面貌。

一如我沒有讓這個還鄉的故事踏上中國大陸土地，而選擇了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前兩年，兩岸未合法接觸時期，趙國忠與董玉英在第三地香港碰面。

那時香港猶有啟德機場，政經情勢也不是現在的香港。吹著維港的海風，兩個最熟悉的陌生人開始真的不確定，鄉關何處。

小趙來自毋忘在莒的莒縣，哼著鄧麗君「小城故事」虛擬的小城，心心念念要帶百合去陽明山上專屬她的「祕密基地」。

但其實，他真正的人生場景，所有高峰與深谷，不在以上任何一地，而在他的車上。

對百合，從開車到推輪椅；對玉英，從「你為什麼離開莒縣」到「我以為你會跟我回旅館」，所謂「接、送」，不過只是人生各種可兌現或想兌現的承諾罷了！

多數大陸觀眾因此沒法很直接——不像許多制式灌輸的「返鄉戲」——被搔到某個兩岸情結的甜蜜點。

但這份幽微的進退、家常的幽默、還有靜水流深的追悔，卻是分隔多年後，「台灣劇場人」對這命題能呈現的強項。

這是我願意呈現的以人為主體——而非以事件為主體——的流離與承擔，屬於我心中的命運之愛（Amor fati）。